早在漢代開始，百家就隱隱開始歸一。
無論是墨家，還是法家，又或者道家的楊朱，其實並沒有真的消失。
隻是隨著儒家成為王朝正統，又經曆千年的發展之後。
這些家除了核心理念之外，其餘大多都被儘數改造，變相成為了儒家的一部分。
如果在治學上，對於學說學派嚴謹一些還說得過去。
可如果治國上，還囿於門戶之見……
那隻能說，這人無論是學問，還是施政能力，都還不到家。
真要說，陳勤之在《謹始十事》之中的建議，不少還都和墨家提倡的節用、尚賢等等類似。
所以馮一博才說他“融百家所長，不會囿於門戶之見”，自然也是有的放失。
“侯爺不用給老夫戴高帽子。”
陳勤之聞言笑了笑，又擺了擺手，才道：
“我雖無門戶之見，卻終究是儒門弟子，若是侯爺想借儒門聖人之名，行法家之事，老夫自然要斟酌一二。”
之前他還覺得，馮一博傳播新學的方式是歪門邪道。
但此時結合更一步的言行，他已經有所察覺。
無論是以“君子之名”要求彆人，還是所謂“小康”。
其中都隱約透露著法家一脈的行事風格。
以聖人之言作為準繩，以君子之誅作為手段懲治。
看似尊的是儒門，實則行的是法家。
而所謂“小康”就更不用說了，直接引用了法家的話作為闡述。
倒不是陳勤之不喜歡法家，而是大魏以“仁孝”治國。
說白了，就是以儒家的核心“禮”治國。
他當然不會吃什麼激將法，因此不等馮一博再說什麼，就又道：
“子曰：‘人無禮則不生，事無禮則不成，國無禮則不寧’。”
這個“子”不是孔子，這句話出自儒家的另一經典《荀子》。
“禮”從西周開始，就已經發展成一整套用以維護統治的宗法。
相比之下，“法”產生的時代就晚了一點。
所以嚴格來說，“禮”甚至在很多時候還要大於“法”。
很多時候，不守“禮”同樣算是犯罪。
而禮和法相悖的時候，往往是禮更勝一籌。
正所謂：親親也，尊尊也，長長也，男女有彆，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。
曆代律法之中，都有“親親相隱不論罪”的原則。
甚至還有“五刑之屬三千，罪莫大於不孝”的說法。
這都是“禮”在“法”中的延伸。
馮一博聞言，卻搖了搖頭，笑道：
“竊以為，德以修身，法以律人。”
他認為，道德約束的是自己的，法律守護的則是做人底線！
“有法可依是為道，謹刑慎罰是為德，道德二者並行不悖。”
馮一博用道和德，來闡述法和禮的關係。
還說兩者並不衝突，而且可以互補。
這樣的比喻，讓陳勤之不由微微皺眉。
可仔細一琢磨，卻又覺得頗為貼切。
隻是，貼切歸貼切，他還是有些不能認同。
“大魏以仁孝治天下，自當嚴於律己，寬以待人，嚴刑峻法終究要為天下人所棄，強如大秦，亦二世而亡。”
讀書人就是這樣，動不動就說始皇帝暴政。
除了總愛說秦朝“焚書坑儒”之外，還總拿“嚴刑峻法”說事。
然而仔細查證就會發現，焚書坑儒純屬胡說八道。
完全是始皇帝在統一天下之後，還想統一思想。
而他厚待的儒家，卻對此反對極為激烈。
就連《史記》寫的都是儒家反對郡縣製，惹得始皇帝大怒。
“及至秦之季世，焚詩書，坑術士，六藝從此缺焉。”
可見，焚的是《詩》《書》，這事應該是有的。
但人家坑的可不是儒，而是術士。
至於所謂的嚴刑峻法，也在睡虎地秦簡出土後得到了印證。
秦法一直處於修正之中，統一後算是嚴苛，卻也是因時製宜。
之後的秦法，逐漸開始降低懲處力度。
說白了，任何朝代開國初期都是這樣。
秦朝也隻是亂世用重典，遵循的也是依法治國而已。
比如陳勝吳廣二人失期，按照資料來看，類似的失期應處罰二甲，而非處死。
因為雨雪失期，更是會免於處罰。
所以就有一個可能，是兩人利用下麵人不懂繁瑣的秦法，來逼迫大家一起造反。
甚至兩人大概率都不是農民，不然哪來的姓氏？
就連司馬遷的記錄，也寫的是陳涉吳廣“世家”。
一般對於秦法的評價，都是“雖嚴且公，雖苛且正”。
秦法受時代所限，有其局限。
但後麵的漢律，卻幾乎全盤接收了秦法。
這就相當於是在其基礎上，更新的一個大版本。
當然，始皇帝的時候可能還好，等到胡亥的時候稱一聲“暴秦”也不為過了。
但這應該算是人的問題，而並非秦法。
硬要找秦法的毛病，除了時代所限。
還有更新的太快，傳遞的有點慢。
最為人詬病的，可能就是對違法者少了一點“仁德”。
那罵他是暴政的人，是不是因為要被秦法約束？
或者說，是因為秦朝統一天下而失去了特權？
所以聽到這些，馮一博實在不能苟同，當即搖頭道：
“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與其擔心嚴刑峻法，不如在執行和懲治的時候更加審慎，這豈非才是真正的德？”
他沒有為始皇帝辯駁，因為幾千年的偏見不是幾句能解釋清楚的。
所以，馮一博隻能另辟蹊徑。
他從依法治國之中，找出了可以用“德”的地方。
說到這裡，他微微一頓，才大義凜然的道：
“約之以法，判之以德，則法禮並存矣！”
法禮並存這個話題，其實在曆朝曆代早就已經有了雛形。
隻是，受儒家價值觀的影響，終究還是以“禮”為大罷了。
陳勤之聞言，有些明白了馮一博的意思。
“你是說，慎刑以體現仁德？”
其實他在《謹始十事》之中，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。
隻是他的建議之中，隻有“仁德”，並未強調法治。
因此，他說到這裡點點頭，可又話鋒一轉，道：
“侯爺此言頗有道理，可現在大魏不就是如此嗎？”
大魏以仁德治天下，從刑部的流程就有所體現。
比如：三法司相互製約，往來監督查證，並且死刑歸於皇帝。
這樣對人命的審慎，都是慎刑的體現。
還有，除了處以極刑的罪犯，其餘都要等到秋斬。
這樣的“緩刑”，也是慎刑的體現。
沒準在此期間還會遇到大赦。
說慎刑是仁德的體現，絲毫也不為過。
所以，大魏已經有了這樣的律法。
這就是陳勤之對馮一博所言，不解的地方。
“是，但不止如此。”
馮一博聞言搖了搖頭，問道：
“慎罰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，但有法必依做到了嗎？”
慎刑有了，但有法必依卻又未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