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到書房空無一人之時，謝岩得以安靜的思考一下，怎樣解決府門前的這件“破事”。
其實事情本身不大，商涵的訴求也不算高，但是謝岩很清楚，這兩件事情，自己是一件也不能答應。
“入贅”是商涵本人曾經答應的事，雖說很多人入贅後飛黃騰達，而後恢複本姓，可那是在自家同意的情況下，不管本心是否願意，至少表麵上是答應了，所以稱得上是一種自願的行為，可商涵話裡話外都是讓謝岩出麵的意思，那便是有仗勢欺人的意味了，性質也完全不同；至於拜師，那更不可能了，以商涵之人品，即便是在學堂當學生都不配，何論其它。然偏偏此人利用紫珠的關係大做文章，至少在普通百姓眼裡，那還算得上合情合理，畢竟在大唐，人情世故很多時候要比規矩更管用，更何況，大唐的律法本就粗漏甚多，想鑽空子那是太容易不過，也正是基於此，謝岩這才讓捕快來處置，反正他們代表官府，怎樣做都合理安排。
結果也確實如此，捕快很快以“帶回去問話”為名義，將商涵帶走了。
當吳成頗為興奮地將事情告訴謝岩時，他隻是笑了一下，因為他知道，真要是這麼簡單，那個商涵是不可能出現在大門前的。
謝岩覺得，自己不能一直在家乾坐著，那樣太被動了，得必須做出一些反應。於是，他再三思考後，決定親自去找“長安周刊”的副總編輯盧照鄰。
作為文人的盧照鄰，在遠離了朝堂的勾心鬥角後，終於擺脫了原先愁苦的宿命，現在那日子過的叫一個“好”啊！
身為總編輯，“長安周刊”刊載什麼內容，刊載誰的文章，在許敬宗很少過問的情況下，幾乎是一言而決，尤其重要的是，隨著年齡增長，見識提高後，他已經深刻的認識到，隻要自己不去觸碰朝堂裡的權力分配和人事話題，其他事情，幾乎沒人和他計較，畢竟明麵上有宰相許敬宗“罩著”，誰也不會找那個不自在。
一番簡單的老朋友式的客套話後，謝岩直接道明來意——請盧照鄰出一份“特刊”，將商涵的事給登出來。
此等小事，盧照鄰自無不允之理，立刻安排人去辦了……
“長安周刊”時不時以“特刊”名義發行，對於“長安”人來說已是司空見慣了，當次日百姓們饒有興趣拿著“特刊”議論之時，謝岩得到消息，那個商涵又來到府門前跪求了，至此可以確定有人在背後操弄了。
“長安周刊”的訂閱戶中，官員占了相當比例，在散朝後，許多官員均從“特刊”中知道了“謝府”門前發生的事情，眾人議論之餘，不免揣測，究竟是何人在背後給謝岩增添這麻煩事？
此事真就是一件麻煩事這麼簡單嗎？當然不是了！相當一部分官員從中看出了有人在“算計謝岩”的心思。
從表麵看，商涵的要求很簡單，隻有兩樣，其一是恢複本姓，然此事隻要謝岩允了，難脫“仗勢欺人”之嫌，即便是花錢解決，那也得對方同意才可以，況且，就算同意了，也可以說是“迫於無奈”，如此一來，對謝岩的聲望可謂是影響很大，中間可以做的文章就太多了；其二是拜師，那更明顯是個“坑”，他日弟子若有過失，為師者難辭其咎，受牽連當屬必然。商涵以一個不算特彆密切的關係提出上述兩個要求，且動靜鬨得挺大，目的不可謂不明顯，那就是把私事公開化，不管最後是什麼結果，對謝岩的聲望都將造成打擊，而一個官員的聲望好壞，直接關係到其晉升等仕途，如此可見背後之人用心險惡。
然官員們不知道的是，謝岩特意把事情弄得更大，讓更多的人知道後，其事情本身就變了“味”。
“特刊”裡有人補充了一篇議論文章，大意是：“商涵當年自願入贅，如今不依靠自己而想利用他人恢複本姓，為小人矣，況且罔顧‘商氏一家’多年來情義，隻想著一己之私，此舉有忘恩負義之嫌，如此無情無義之輩，有悖聖賢教誨，謝縣子不予理睬此人，當屬合適。”
一期“特刊”裡，內容很多，“謝府”門前發生的僅是其中之一，而這一篇議論文章，更是十分不起眼，但正是這短短的文章，扭轉了輿論中對謝岩的種種不利說法，使得百姓們意識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麵，從而原本對商涵抱有的同情弱者心態逐漸散去，繼而成為“看熱鬨”的想法。
用後世的說法，像商涵這種試圖利用社會輿論以圖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做法，隻要輿論的風向一變，那麼效果自然大打折扣。
隻要當圍觀的百姓不再支持，且失去“新鮮感”後，商涵灰溜溜的從“謝府”門前消失，就成為了必然。
但是，隨著商涵的消失，事情就結束了嗎？當然不可能。
從謝岩出現在大唐，這還是頭一次被人給有針對性的給“算計”了，哪怕僅僅是件小事，卻也給他提了一個醒——自己不是沒有“仇家”的，在看不見的地方，一直都有人在窺伺，一直都有人在試圖對付自己，那麼，找出“敵人”，就尤為重要了，否則一個在明一個在暗，實在太吃虧了些。